福州市林立东名师工作室
 

日本大学国际化历程及其理念变迁

2019-01-09 09:16


杨洪俊 MOOC  


摘要

大学国际化从权宜之计转变为战略性措施,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课题之一。20世纪日本大学国际化以80年代为分界,国际化从教育内容的国际化要素添加发展到大学教育制度的国际化功能融入,尤其在90年代,构筑以跨国境研究、师生交换、课程共享、学分转换、学位授予为内容的校际合作框架成为国际化活动的核心。进入21世纪,日本大学国际化由国际化活动分别开展的分散型向有战略性有组织的集约型转变,国际化开始承担促进大学改革、实现高等教育真正价值的职责。

关键词:日本;大学国际化;留学生;理念变迁;Global 30;TGU


大学本质上就是具有强烈国际化特征的组织机构。拉丁文universitas原表示某种团体,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时,universitas 具有了学习和研究的组织及学生与教师的组合的“大学”之意,university便是“来自各地的学生聚集的场所”[1]。


“大学学生按照籍贯组成同乡会(natione),不久,这些同乡会又相互联合。13世纪初,波隆那大学的学生组成两大团体: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西的学生组成‘山外组合’。又如,巴黎大学学生有四个同乡会,即法兰西、毕加德、诺曼和英格兰四个同乡会。”[2]


及至现代,国际化正在迅速成为对高等教育发展最为重要且日益复杂的推动力量之一。所谓国际化是指“在大学与国家层面之上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教育之中的过程”
[3]。


现代大学国际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源起于西方,亚洲国家大学国际化研究正走在路上。“相比像美国一样主导引领全球化的国家,日本等非欧美非英语圈国家的大学国际化显得被动,呈现出应对倾向。”[4]


进入21世纪,国际化从大学相关领域的课题之一向首要课题、核心课题转变。本文针对此背景下日本大学国际化发展历程和理念变迁进行探讨。


一、1980年代—1990年代日本大学国际化的基本进程及理念变迁


在日本,大学与国际化自明治以来一直存在密切关联。山本真认为,日本作为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国际化可谓是一种国家战略,如雇佣外国人教员及国费留学生等,在这种意义上,国际化是极具组织性的措施[5]。


日本内阁和文部科学省是战略的主要制定和发布者。1982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国立公立大学外国人教员任用等的特别措施法》,要求在非语言学科任用外国人教员,扩大了任用外国人教师的学科范围。


日本政府把如何在教育内容中增加国际因素作为号召大学进行国际化变革的切入口。日本大学国际化呼应政府的政策指引,突出强调教育内容的国际化。


1983年,文部省召开面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恳谈会,成立“21世纪留学生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当年提出《关于面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提出建议的目的既有其宣称的“加深日本与诸外国之相互理解与友好,贡献国际社会”[6]的方面,其背景中也有现实的考虑。“当时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留学生明显偏少,伴随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与诸国间贸易摩擦增多,同时与亚洲诸国就战后问题处理存在对立。


建议有借援助发展中国家(为人才培养做贡献)来缓和以上紧张态势的企图,而借助接受留学生弥补日本18岁以上人口减少带来的高等教育定员不足是其另一目的。”[6]该建议成为1984年6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关于面向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展开》报告的内容,核心内容即21世纪初接受10万留学生的“留学生10万人计划”。该报告提倡通过国际交流,尤其是留学生交流提高日本大学教学科研水平,并协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育,这奠定了日本留学生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7年,日本内阁发布《当前实施教育改革的政策》,提出推行教育改革以适应国际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传播。1988年,日本文部省为增进国家间的理解和合作,发布《发展国家间的理解和合作——通过各种教育、科学和体育活动》的报告。


在80年代,日本大学国际化呼应政府的政策指引,在突出强调教育内容的国际化的同时,开始积极与海外大学签订友好交流协议,推动研究人员交流和学生海外派遣工作的进行,国际化活动开始更加侧重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主线的国际交流。


1991年,为促进亚太地区高等教育机构间教师、学生的交流,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仿效欧盟伊拉斯计划(Erasmus Programme)成立“亚洲太平洋大学交流机构”(UMAP: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Scheme)。


1992年,日本文部省发布《展望21世纪综合推进留学生交流》的报告,在分析评价前期留学生交流的实绩和政策的基础上,确定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后期的基本方略。报告认为“留学生接收比预想的进展更快,接收体制的整备却相对落后,因此,后期要将工作重点放在接收基础的整备上”[8]。


留学生人数在1993年达到5万人,但之后一直到1999年,留学生人数基本在5万左右徘徊。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留学生利用留学签证非法滞留、非法务工发生并成为社会问题,1993年开始日本入境管理突然转向严格化;第二,时值泡沫经济崩溃时期,长期的日本经济停滞(失去的十年)导致日本魅力的急速丧失,也成为留学生接收数量停滞的重要原因。”[9]


加之,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达成接收10万人留学生的计划变得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还是持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3年,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CULCON)提出推进日美学生交流,截至1996年在8所国立大学中设立了具体负责推进工作的留学生中心。


1994年,首相咨询机构“国际文化交流恳谈会”建议构筑短期留学制度,1995年,日本文部省进行了详细设计。这一制度重点通过在国立大学中设立英语授课的特别留学项目(短期项目),以达到吸引欧盟各国留学生的目的。1996年,文部省设立“留学生政策恳谈会”,探讨留学生人数增加停滞的原因。


1998年,文部省大学审议会发布了《21世纪大学形象与未来改革方策》的报告,指出日本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吸引留学生是其中重要一环。


1999年,留学生政策恳谈会发布题为《以促进知识性国际贡献和构建新的留学生政策为目标——2000年后的留学生政策》的报告,把接收留学生定位到知识性国际贡献的高度,从而确认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将继续推进,并要求尽快构筑留学生接收和支援体系[10]。


在9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从原来的“增进国际理解·推进开发援助”理念的基础上追加了“维护和平友好”和“做出知识性国际贡献”的新理念,确认了“留学生10万人计划”的持续推进。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依然是以留学生交流的“量”为基准。


二、2000—2008年日本大学国际化的基本进程及理念变迁

2000年,文部省大学审议会发布了《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应有之存在方式》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促使学生和研究者赴海外交流

2.进一步推进接收留学生工作

3.充分发挥UMAP等机构的作用

4.建议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开发援助相关工作


报告重申了推进留学生接收工作的重要性,期待留学生的存在与日本大学间产生“化学”反应,把推进留学生接收作为促进大学改革的重要力量[11]。“在欧美及其他国家大学推进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增强国际竞争力之际,日本在高等教育制度和教育研究水准上必须强化国际通用性·共通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如此大学改革势在必行。”[12]


在各方面利好的推动下,1999年还只有55755人的留学生人数在2003年激增到109508人,完成了留学生十万人的目标。形成激增态势原因是多方面的,2003年12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关于推进新的留学生政策(报告)》做出了详细分析:第一,从经济持续获得高速发展的亚洲诸国,尤其是中国来的自费留学生大量增加;第二,伴随少子化带来的日本国内学生减少,为确保生源稳定(也是为了弥补收入的减少),有一些大学开始积极主动接收留学生;第三,2000年以后,日本入境管理局大幅简化了留学生入境及居留手续[13]。


在这之前,日本国费留学生制度中推出了“青年领导者项目(YLP)”(2001年),推出“日本留学考试”。当时,留学生多是经过在日本语言学校学习后再进入日本的大学“留学”的,2000年以后,伴随日本留学考试的开始,赴日前可以进行留学许可的办理,从而加速了各大学从海外直接招募留学生的行动[14]。


2004年到2008年五年间日本接收留学生的数量基本持平,未延续前三年的急速增长势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2004年日本入境管理局再次收紧了对留学生的入境和居留资格审查。从2000年的放松到2004年的收紧,入境管理局的政策与教育政策动向不同,在留学生数量的变动上起到了关键控制作用。


换言之,日本以推进留学生接收为中心的大学国际化政策推广的效果是有限的,尚停留在理念层面的政策居多,这也为2008年日本政府六省(包括法省)联合推出“留学生30万人计划”埋下了伏笔。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段,日本留学生数量增长再次陷入低迷。日本文部科学省开始调整留学生政策的目标,开始寻求从“增进国际理解·推进开发援助”向“强化国际竞争·确保高端人才”理念的战略性转移。


作为理念转移的最初举措,日本学术振兴会运营的“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事业”浮出水面。文部科学省的目的在于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环境,由此吸引更多日本国内外优秀研究者和学生。日本的部分大学在新世纪初为确保生源开始积极接收留学生,但即便是一流大学也尚未制定大学国际化的方针和计划。


“本部强化事业”打破传统按项目资助的方式,促进各大学整体投入到大学国际化和国际性活动中去。具体做法是选定20所大学,在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间给予一到五千万日元不等的支持,要求各校发挥各自特色与优势制定国际战略并设置国际战略本部。


日本文部省期望通过树立典型、建立好的实践模型,以供其他日本大学所效仿。该事业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1.大学为国际化进行的超常的组织及管理改革

2.强化大学教职员工企划和实施能力

3.获取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的外部资金支持

4.参加教育研究方面的国际组织

5.构筑对海外研究者和留学生的综合性(而非上下级的)支援体制(特别是生活援助)

6.增加日本青年研究者海外钻研的机会

7.更加有效地发挥海外据点的作用


该事业2010年3月完成,获得预算支持的20所大学在那之后也继续持续开展其战略性国际化工作[15]。


2007年是日本政府集中出台国际化政策的一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会同文部科学省推出“亚洲人才基金构想”。目的在于邀请优秀留学生到日本,为其提供专门性训练、日语教育和就业支持,待其毕业后促使其在日系企业或日本工作。简言之,目的就是从外国获得高端人才。


为此,日本产业界和大学融为一体,开始推进实施从留学生招募、选拔到专业教育、日语教育和就业推动的人才培养项目[16]。5月,日本内阁府提出“亚洲门户构想”,认为在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日本社会要更加开放,以吸取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活力。构想的基本理念包括“创造开放且富有魅力的日本”“共创开放的亚洲”“尊重彼此,共荣共生”三方面。


在列出的10项最重要内容中,涉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两项:一是聚集面向新国家战略筹划相关者之力,重新构筑瞄向亚洲高端人才网络中心的留学生政策;二是通过面向大学国际化的竞争性资金分配和丰富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向世界开放的日本大学[17]。


6月,日本内阁“教育再生会议”提交第二次报告,提出要进行彻底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改革,使其在贡献于地域和世界中获得新生活力。在大学改革方面,建议通过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和多样化聚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


具体建议包括大幅度推进9月入学制度,面向全球招募教师,英语授课,充实作为国家战略的留学生政策及与企业、社会协同等。研究生院改革方面,通过“国际化”“个性化”“流动化”路径,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教育水平的研究生院。


具体建议包括彻底推进独立的、有系统的研究生院教育(而不是本科教育的延伸),向国内外开放入学者选拔,对学生进行经济援助等[18]。


这些构想和报告把留学生政策作为更广领域、更高层面国策(跨越外交、产业、法等层面政策)的一环,使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增添了强有力的政治助推力。


三、2008—2013年日本大学国际化的基本进程及理念变迁


(一)留学生30万人计划


以2008年为界区分新世纪日本大学国际化的进程,原因在于这一年产生了可谓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留学生政策的集大成文件——《“留学生30万人计划”要点》。


2008年1月,时任首相福田康夫提出至2020年日本接收30万留学生的倡议。7月29日,在阁僚恳谈会上,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外务省、法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共同努力形成的计划要点发布。


“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推出,除上文所述2004年至2008年日本接收留学生人数增长乏力、入境管理政策不稳定等因素之外,日本国内外的大背景也需要考虑:


1.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及上海交通大学等世界大学 排名的发布及普及对日本大学提升国际性形成强大压力

2.欧洲推进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学生流动更加活跃

3.亚洲诸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协调性进一步发展,新的竞争对手陆续登场

4.急速发展的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成为日本的双重课题


“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主旨有两个:第一,作为推进“全球化战略”的一环,日本至2020年接收30万留学生,全球化战略目的在于使日本成为面向世界更加开放的国家,扩大日本与亚洲、世界间的人、物、资金的流动。


在配合高端人才引入的同时,关注国家、地域、行业等的需求,有计划地确保吸引到优秀留学生。另外,继续努力实现为亚洲等诸国做出知识性国际贡献的目标。


第二,在形成留学日本动机方面,在入学考试、入学和入境的“进口”方面,在就职等毕业后的出路即“出口”方面,均需系统施策,相关省厅、机构等需有机、综合地协同推进计划。


具体对策包括五个方面:

1.促进留学日本动机的产生,推进包括扩大海外日语教育、提 供留学信息等的一体化服务

2.畅通留学通道,提升入学考试、入学和入境的“入口”通畅度

3.推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化

4.优化接收留学生环境,包括在住宿及生活费用方面的援助

5.推进留学生学成后的社会接纳,即推进日本社会的全球化


确定30万的目标,是使留学生人数在日本大学生人数中达到占比10%的目标,日本大学生人数约300万,所以留学生人数的目标确定为30万。10%的目标是参考当时非英语发达国家如法国(11.9%)、德国(12.3%)的大学留学生占比确定的。另外,2008年在日留学生人数占全球留学生人数约5%,在预计2020年全球留学生规模达到600万的基础上,维持当时的比例,同样日本的留学生规模需要达到30万[21]。


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留学生在籍状况调查,2017年在日留学生人数为267042人,比上一年度增加11.6%[22]。2018年数据尚未公布,但如果维持如此增速,日本将在本年度完成留学生30万人计划。


日本政府“六省”协同制定“留学生30万人计划”,意味着在日本“留学生”不仅是教育领域而且对日本整体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已成为共识。


另外,从背景和目的而言,留学生接受计划从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绝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对“留学生”定位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留学生10万人计划’中,留学生大学毕业后返回祖国是一个前提,而‘留学生30万人计划’颠覆这一认识,留学生被纳入到毕业后作为高端人才在日本企业就职并定居日本的一个新视角。”[23]


这一说法有些绝对,但阐明了两个计划目的上的明显区别,即“留学生”从主要作为日本“贡献国际社会”的一种载体变为承担推动日本经济发展高端人才需求的一种载体。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到2020年实现留学生30万人计划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但是,从计划公布到现今的十年间,日本政府持续采取了一些举措来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留学生接收工作。其中代表性的举措有“国际化据点整备事业(Global 30)”(2009年)和“超级全球化大学创建支援事业”(2014年)。


(二)国际化据点整备事业(Global 30)


为配合留学生30万人计划,在日本内阁教育再生恳谈会向时任首相福田康夫提交的第一次报告中指出,“建设30所接收留学生的高质量重点先进大学,给予重点援助”[24]。


在2008年日本经济财政改革基本方针“教育国际化”部分中也提出“通过申请方式,在全国国立、公立、私立各领域中共选定30所左右高质量大学,建设成为留学生接收的据点”[25]。


在此背景下,2009年4月,日本文部省下发Global 30申请纲要和常见问题。“提供与大学功能相称的高质量教育,为海外学生提供适合来我国留学的环境,需要构筑英文授课等的实施体制,需要整备留学生接收相关体制,需要推进战略性国际协作,需要形成代表我国的国际化据点,而本事业将援助这些投入。培养在与留学生切磋琢磨中成长起来的、能够在国际舞台大显身手的高端人才,这是本事业的目的所在。”[26]


Global 30计划实施时间为5年,每年给予2亿至4亿日元不等的援助。2009年第一批申请获批的学校有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在内的13所大学。获批大学需要参与考核,根据考核成绩确定追加还是缩减、甚至停止经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本科和研究生全英文授课学位项目至少开设一个

2.最迟2020年,留学生至少增长1000人,留学生总数在2600人以上,留学生比例最低10%,以达到20%为目标

3.最迟2020年,外国人教员比例最低5%,以达到10%为目标

4.为开展留学生招收工作设立海外事务所

5.提升留学生接收工作的服务能力

6.扩充交换留学数量

Global 30是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联动举措,保持了福田内阁政策上的一贯性。


但是,在2009年8月日本内阁交替后,Global 30成为“事业清理”对象,第二批17所学校的选定工作最终没能推进。政权交替带来政治动向的变化,文部科学省无法维持其政策的一贯性,这是Global 30无法按预期推进的重要原因。


当然,更加深层的原因存在于Global 30设计自身。“公开申请阶段的必要条件要求过高,因此能获此援助的只有非常有限的规模大且重视研究的大学,这一设计本身把不依赖国费、已走在国际化前列的教养系私立大学排除在外,从而缺乏公平感而招致不满。为达成‘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目标,Global 30构筑中坚据点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层’大学与顶端大学之间的差距过大,日本高等教育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能得到强化令人怀疑。”[28]


高良要多也认为Global 30存在缺陷,如造成大学国际化差距、项目缺乏持续性及难以提升与海外大学间竞争的实力等[29]。另外,“日本人学生的国际化是先决问题的议论和在紧缩财政政策下国家预算要用在日本人身上的逻辑”[30]也造成了对Global 30意义和效果的否定性社会舆论。


Global 30在2009年、2010年山由纪夫内阁设立的行政刷新会议上先后被“削减预算”和“暂时冻结”。这给已参与的13所大学带来相当大的困扰,特别是全英文授课授予学位的课程建设已经起步,相应的留学生招生工作和国际舆论宣传已在进行。


13所大学两次发表共同声明,认为项目“削减预算”和“暂时冻结”会“对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立场给予决定性打击”,并导致“国际社会对日本信赖感的丧失”[31]。


2010年6月,日本内阁发布《新成长战略》,其中关于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留学生接收的内容,虽然视角不同,但可以看作是对Global 30内容的一种承继和发展。


“创造教育需求,使其成为一个成长领域,在积极接收留学生的同时,努力谋划实现民间教育服务的健全发展。”“为了积极谋求我国教育机构、企业和海外的交流,并使之成为培养应对国际化的人才基地,对超越外国、本国藩篱的包括协同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给予援助,加强外语教育,扩大与外国大学间的学分互认,促进外国教员的战略性引入和学生的接收,推进对留学生进入日系企业的就业支援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对赴海外留学、研修日本学生的援助,以帮助他们增加海外经历。”
[32]


《新成长战略》一方面把接收留学生开展教育活动看作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域;另一方面,顺应社会舆论要求,特别强调了加强对本国学生海外学习的支持,提出赴海外学习日本学生和接收高质量留学生均达到30万的目标。留学生30万人目标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海外学习日本学生要达到30万的目标则明显过于远大,这在后面政策中得到了现实的纠正。


2012年12月日本政权再次交替,安倍晋三重新执掌日本内阁,发布“日本再兴战略”。战略继承了上届政府《新成长战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留学生工作方面的基本要义,并指明了自那以后的发展方向。


在大学综合改革方面,“国立大学应从强化产业竞争力的视角出发,通过全球化路径将教育质量提升至世界顶级水平,具体应以产学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有效发挥青年及外国学者研究能力等为目标”。


在制度和发展目标方面,“有必要对现有制度进行重新评估,要创办可以和世界竞争的‘超级全球化大学(暂定名称)’,今后十年间,要实现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位中日本占有10席的目标”。


这为2014年“超级全球化大学创建支援事业”的提出埋下了伏笔。在留学生接收和日本学生海外学习方面,“为培养真正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全球化人才,在‘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建议的基础上,通过实现对国际性英语考试的充分活用、给予有想法有能力的所有青年人留学机会,以及牵引应对全球化教育的学校群的形成,实现最迟2020年日本赴海外留学生人数从6万(2010)到12万的倍增,优秀外国留学生接收方面,从2012年的14万人倍增至2020年的30万人”[33]。


日本再兴战略在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指引方面承上启下,为“留学生30万人计划”的实现和“超级全球化大学创建支援事业”的出台做好了铺垫。


四、2014年至今日本大学国际化的基本进程及理念变迁


伴随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及经济社会活动全球化加速,在教师与学生流动性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大学作为科技发展和高端人才培育的支柱,作为牵引国家发展的知识高地,必须回应社会期待,必须做出进一步的改变。


超级全球化创建支援(TGU,Top Global University Janpan)事业是安内阁从制度层面对原有留学生和大学国际化政策重新评估后作出的新调整,是以教育改革支撑经济改革的安经济学的重要制度建设。


2014年4月1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超级全球化大学创建支援公开募集的通知,9月26日结果公布,共有37所大学入选。TGU事业以10年后即2023年左右日本高等教育所处环境将发生重大转变为思考出发点。


TGU事业的目的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吸引全球优秀研究者和学生,培养对异文化存有包容心、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创造未来为己任的人才,培养拥有全球视角、以积极贡献于创造丰富多彩的地域社会为矢志的人才。


第二,比肩世界一流,增强日本在世界高等教育市场的存在感。为此,各个大学必须充分彰显自身特色和发挥自身优势,同时提高大学自身体制和组织文化本身的国际通用性来提升国际竞争力。TGU事业支持日本大学果断实行彻底的“大学改革”和“国际化”,对开展可在世界层面展现魅力的尖端教育、研究的大学以及牵引日本社会国际化的大学给予重点援助。


TGU事业援助面向日本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股份公司成立的大学除外)公开募集,分A、B两种类型。A类顶级型大学,以瞄准世界大学排行榜100位以内、开展世界一流教育研究的顶端大学为对象,年均可获得4.2亿日元援助;B类全球化牵引型大学,以具有全球化实绩基础、敢于先行先试、牵引日本社会全球化前行的大学为对象,年均可获得1.7亿日元援助。


申请A类顶级型的大学有16所,通过的有13所,除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两所私立大学外均为日本知名国立大学;B类全球化牵引型大学,申请校有93所,通过申请的有24所,其中既有纯人文类的国立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等),也有学科优势明显的特色学校(京都工艺纤维大学、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等),还有具有鲜明国际化办学特色的年轻学校(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国际教养大学等)。


申请TGU事业援助的学校累计109所,扣除两类同时申请的学校,实际为104所,其中无论从申请数还是通过数国立大学优势都十分明显。2014年当时日本大学总数为781所,约13.3%的大学尝试了申请。


虽然全部大学中只有10%强尝试了申请,但是86所国立大学中有53所进行了申请,说明有62%的国立大学十分关注该事业,且通过申请的有21所,占近60%,整体说明日本国立大学在全球化方面无论在基础上还是在意识上优于公立和私立大学。


TGU事业援助申请需要有符合“超级全球化大学”的实绩和目标设定。TGU事业与以往项目相比考评指标和数值目标都更加全面具体,其中,指标包括所有申报校必须填写的共同指标和体现学校理念、特色的个性指标两部分。


大学治理改革包括人事制度改革(年薪制和聘期制的导入情况、具有国际通用性的人事聘用、评价机制及研修制度的导入情况)和大学自我管理能力改革(事务职员提升举措、具体的未来构想和中期计划的制定、实现快速决策的组织架构、外国人参加决策机构的体制、教育研究功能的强化和充实)两方面。


教育改革方面包括教育的实质性变革(学生本位视角)、确保学生学习主体性、大学入学考试及学制体系改革等内容。个性化指标方面,A类须填写学校的国际地位、专业及研究成果的国际评价等,B类须填写办学特色及相应举措等[34]。


对于TGU事业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如牛津大学教授(原东京大学教授)苅谷刚彦。TGU事业把提升日本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名次作为目标,苅谷认为这是日本被完全卷入英语圈国家市场战略的表现,应果断抛弃这样的目标。


苅谷还认为TGU事业对全球化人才的认识不过是以往教育改革讨论的“炒冷饭”,没有新意,在根本上仍是“缺陷理论”的一种表现[35]。“缺陷理论立足于对西洋的历史体验及社会构造的‘普适性’过度认同上。


西洋所有之物,假设日本没有,那么这会被归结于日本的后进,表现在社会精神、知识和制度等的缺陷上。相反,假设西洋没有,而仅为日本所有之物,则会被认为那正是日本社会存在缺陷之原因。”[36]苅谷借此概念批判了TGU事业中日本性丧失的问题。


更多的学者对TGU事业援助给出了肯定的评价。从现实利益考虑,入选大学不仅获得了资金支持,“全球化超级大学”的名号10年中所带来的利益也是不可估量的。虽然能否入选TGU事业援助名单不过是大学评价体系之一,但是“可谓坚固的大学间序列的确产生了地壳变动”
[37]。


“这一事业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建设向世界开放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另一个是未达到此目的进行的大学内部改革。大学改革不仅在教学方面,还包含人事政策等,要进行如此全面的改革必须解决大学自身管理能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该事业期待以大学的全球化这一关键词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大学运营方式本身。”
[
38]TGU事业置大学于社会之中来考量,既要求大学自身改革以培育全球化高端人才,又需要大学成为牵引日本社会全球化的力量。


“作为大学,要对高中和企业(社会)渗透一种价值理念,即我们大学培养这样的人才、‘入读本校的独有价值’,这十分重要。这仅在校内知晓并没有意义。传递给对方价值才能得以渗透。这或许可以成为今后高中、大学、社会的更好的连接点。如此,看清未来,置大学于社会之中来思考,将与大学国际化关联下去。”[39]


五、结论


日本大学国际化经历了从权宜之计转变为战略性措施的过程,今天已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课题之一。20世纪日本大学国际化以80年代为分界,国际化从教育内容的国际化要素添加发展到大学教育制度的国际化功能融入,尤其在90年代,构筑以跨国境研究、师生交换、课程共享、学分转换、学位授予为内容的校际合作框架成为国际化活动的核心。


进入21世纪,日本大学国际化由国际化活动分别开展的分散型向有战略性有组织的集约型转变,国际化成为满足知识社会全球化需求而促进大学改革的媒介。在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人口下降以及全球化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将高等教育置于整个日本社会中来考量,通过国际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使之成为培养全球化高端人才、牵引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力量,这成为当今日本大学国际化的主要课题。

基金项目:2016年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发展专项课题“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案例研究”。

作者简介:杨洪俊,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转载自:《江苏高教》2018年第12

排版、插图来自公众号:MOOC(微信号:openonline